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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教师赴东南亚读博，尤以民办本科高校为甚。
基于对G省某民办本科高校开展的质性研究，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和博士生王俊试图探究这一教育选择的多重逻辑机制。
本文转载自：留学杂志
文丨陈先哲 王俊
对于读博，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多少属于一个有点尴尬的群体：
就职业生涯特征而言，他们大多已工作一定年限，部分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读博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与阻碍较大；
就学术层次而言，他们大多学术基础相对薄弱，不少教师工作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或获得硕士学位时间较早，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不够充分或系统；
就学术平台而言，由于民办高校大多以教学为主，在早期发展中很多教师基本放弃学术研究而专走教学路线。
因此，无论从身份特征还是通向博士之路来看，这一群体都处于夹缝之中。赴东南亚读博，似乎为其打开了夹缝求“升”的一条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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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消费的“性价比”：
集体镀金背后的利益考量
对于民办高校教师群体来说，读博无非两种选择：一种是国（境）内读博，另一种是国（境）外读博。国（境）内博士招生数量少，而且以前多要参加竞争激烈的考试，难度很大。年龄、家庭和投入时间都是他们选择国内读博时颇为顾忌的障碍：“像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就怕毕不了业。我们外语学院就有一个男老师，他在XX大学都七年了，现在都还没有毕业。”另外一条常见路径是申请到欧美国家、我国香港地区或澳门地区的高校读博。这些地方的读博费用、申请门槛和毕业难度都形成巨大的选择障碍。
与之相比，选择东南亚读博的“性价比”似乎更令人心动。在学费上，东南亚各国的大学为留学生提供了4万到3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留学套餐”，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与能力对标选择公立或私立大学、英语或汉语语种，甚至毕业要求的高低等。
“这个跟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有关，比如你的英语基础怎么样，是要含金量高的还是容易毕业的，能接受什么价位的费用。”有受访教师解释说。另外，留学中介可以提供入学申请、联系导师、沟通学校、办理签证等一系列服务，部分学校甚至无需面试就能入学。
在具体教学上，东南亚一些高校也为中国学生开发了“针对性”的学习制度。例如，一门课程安排多名授课老师或多个授课时间段，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在寒暑假、劳动节假期或国庆节假期等时间灵活上课，这对有家庭尤其是孩子尚幼的求学者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获得东南亚地区的博士学位后，教师还可以在同层次的高校流动，这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个人增值空间。
有受访教师表示：“现在G省这么多的高校，都面临着硕士（学位授权点）点建设的问题，Z校还是第一批，后面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批，他们对博士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果你想往更好的地方跑，比如说去公办的本科可能就不够。但只是在民办高校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流动，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2
组团出海：“货比三家”后的
批量化赴东南亚读博行动及复制
菲律宾是早期最为热门的东南亚留学目的地，以“容易毕业”而闻名，留学中介可以直接与学校洽谈集中排课的时间，并提供教学、论文翻译服务等。然而，商业化“量身定制”带来的留学乱象使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加强了对菲律宾高校的认证监管。一家较为大型留学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表示：“我们不做菲律宾的，虽然过去三年大部分去菲律宾的学生也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但那是因为之前管得没那么严，现在风险就很高了。”
就读于泰国高校的中国学生相对不多，国内的学历认证审查相对宽松，读起来“比较放心”。泰国的学费与中介费在东南亚也处于中间水平，“性价比”相对较高。与菲律宾相比，泰国高校的专业选择更加多样化，但课堂很少提供翻译服务，对语言的要求较高。
马来西亚的大学则“学费更为便宜”，但要求一般比较高，毕业难度较大，一些公立大学要求至少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与其国内期刊上分别发表1篇论文，所以选择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情况不多。
此外，公立大学的声誉普遍要高于私立大学。例如，在对菲律宾高校进行学历认证时，公立大学只需提供外交部的认证证明即可，但私立大学还需提供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证明。
很多民办高校教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组团出海”读博镀金。尤其是在2020年至2022年，特殊时期的线上授课方式对较难脱产学习的高校教师群体而言吸引力颇大。据不完全统计，Z校2020年之前在东南亚读博的教师仅有36人，2021年则快速增加至129人。有受访教师表示：“我们同一个学院的有4个老师是一起的，我们上课也都是一起的，上课的时间完全是一致的……跟我熟悉的人也去读了，我们互相能做个伴，这种也挺好，如果一个人的话我就不想读了。”
已有研究表明，不少民办高校教师往往会将民办高校作为跳往公办高校的“跳板”。所以，以往民办高校对教师读博深造常持排斥心理，担心他们“翅膀硬了”后纷纷跳槽。然而，在此次教师赴东南亚读博的行动风潮中，民办高校却扮演了支持者甚至推手的角色。
01
“申硕”与“改大”：民办本科高校的
升级转型战略与博士数量需求剧增
21世纪以来，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在“战略机遇窗口期”以新建专科层次高校的规模大幅扩张为主，部分学校已经抓住机遇升格为本科院校（以下简称“升本”）。近几年，已升格的本科院校对“申硕”和“改大”（改名为大学）跃跃欲试，不少还在专科层次的院校则努力争取“升本”。
教育部《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大学”的办学条件要求中明确规定，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应不低于20%。《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规定，除艺体类不得低于5%以外，其他学科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不低于25%。若进一步具体到某一学科硕士点建设，教师博士学位比例的要求还可能更高。
2021年，Z校成功入选G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向“申硕”发起冲击。如Z校想要发力建设的电子信息硕士学位点，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然而，彼时Z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仅为10.33%，与“申硕”的基本条件相差甚远。这些年来，Z校一直试图引进、留住更多博士，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有更高学术追求的博士一般会选择更好的学术平台，而学术业绩相对较弱的博士更愿意选择考核和竞争压力更小的公办二本高校或高职高专。因此，尽管Z校不断提高博士待遇并给予科研政策倾斜，但博士引进效果并不理想。
2023年该校的博士招聘计划是66人，但应聘到岗的博士仅有17人。此外，学校还要面对较高的博士教师流失率。
有受访教师表明心迹：“我觉得读博阶段太累，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刚好Z校给的待遇挺好的，我就想挣几年钱，等年龄差不多了再找个公办高校（工作）。”另外，即使不考虑编制，民办高校普遍学术平台较弱，教师也多感觉学术发展受限较大。有受访教师抱怨说：“我一个刚毕业的，申报课题完全要从头做起，想找一些学科相近的团队成员都不好找，更不用指望哪个前辈可以带着一起做了。”正如该校一名工作十余年的专任教师所言，“十几年来，我们部门也进来过很多博士，但除了原来就是在这里工作和返聘的以外，很少有博士会留下来，即使留下来，过不了几年也会走。”
这种情况下，学校要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的“博士率”，只能主要依靠自主培养的方式。该校一位二级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说：“学校强调人才为本的理念，但人才从哪里来呢？一方面是外面引进，另一方面是自己培育。我们鼓励老师们去读博，既是对他们职业发展规划的考虑，也能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对学校而言是有益的。”
02
“有组织留学”：学校的“土政策”激励
与留学中介的“市场化”助推
2020年，Z校出台《关于支持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的规定（试行）》，对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教学任务、脱岗学习予以便利支持，并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职工给予副教授待遇及10万元的学费补贴，但当时响应者寥寥。
为加快“申硕”进程，Z校于2021年设计了一套内部传达但未正式发文的“默认方案”，一方面提高了学费报销的标准，例如，45岁以下的博士毕业后分5年时间，按照每年5万的标准返还学费；另一方面按照职称和博士就读专业的对口程度，毕业后每月增加7000—10000元不等的工资，并直接认定为“科研优长型教师”予以相应津贴。“默认方案”产生了比2020年的正式文件更强的激励效应。有受访教师表示：“我是2021年毕业的，毕业后大概一万多元，确实是享受副教授的待遇。但还是想离职，于是去人事处咨询离职手续。当时人事处跟我说‘如果加工资还走吗’？我说‘走’。他说‘如果再加10000呢’？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除“默认方案”外，Z校《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考勤管理暂行规定》为有关教职工解除了考勤的后顾之忧，并要求各二级学院适当安排课程，为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创造有利条件。强激励的“默认方案”和稳保障的《规定》构成了Z校刺激教师读博的“土政策”，学校与教师形成了双赢局面。有受访教师这样解读：“学校拿钱给大家去搞科研和提升学历，然后帮学校（提高）排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也是收获了，并没有吃亏，并不是让自己付出金钱自己提升，而是学校辅助去提升，学校得益教师也得益。”
此外，留学中介在高校教师批量赴东南亚“镀金”的过程中，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些高校教师在赴东南亚留学后发现有利可图，个人也做起了兼职中介。一些中介会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宣传推广，以加强教师的信任。此外，一些民办高校成立专门机构组织开展留学中介服务。例如，Z校所在集团的下属公司专门开发了留学中介服务，其服务对象以本校的教师或学生为主。民办高校教师批量化赴东南亚留学，一定程度上是双方高校（教师留学高校与工作高校）、中介机构与读博教师的集体共谋。
03
转战东南亚：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之下的
博士教育需求溢出
针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学历需求升级，国家层面也在不断扩大博士供给。自2016年开始，我国博士招生数量已连续大幅增加，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29%，已成为世界上博士生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我国博士招生的增量仍然有限，短期内难以满足不断扩张升级的高校对博士学位师资的需求。
整体来看，我国博士增量有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博士生数量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较低。2023年年末，我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约为14.10亿人，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的有151.87万人，占比约0.11%，而在美国，这一比例约为1%。二是博士生数量在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中占比较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超过2%，2023年，德国、美国的比例已分别达到7.07%、5.27%。然而，我国2023年博士生数量为61.25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1.29%；与之相对的是，2023年我国硕士生总数为327.05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6.87%，是博士生的5.34倍。
过低的博士生占比与硕博研究生之间的比例差距，意味着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国内继续深造的通道较窄。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博士争夺战”已不断从“双一流”高校向应用型本科及职业院校蔓延，不少民办高校基于“升格”的需要也主动或被动“入局”。
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批量赴东南亚读博，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扩张中的博士教育需求溢出，其逻辑机制折射出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与博弈。然而，这种需求又不完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产生的，一定程度上是在“制造需求”的政策导向下产生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施加了制度压力，民办高校为追求生存发展选择“指标替代”，教师群体则试图通过“文凭消费”实现身份转换，最终形成了以东南亚教育市场为缓冲带的制度压力释放通道。
就组织层面的民办高校而言，付出较大成本支持教师赴东南亚读博是否有助于更快达成“升格”目标仍值得深思。高等教育政策通过发展目标与评价指标的设定，对高校行动产生指导和约束作用，但为何政策实施效果却未必与预期相符？高质量发展是否意味着所有类型的高校都必须拥有较高比例的博士学位教师？
一方面，如果宏观教育政策或学校发展环境发生改变，这种以学校“升格”为核心目标的急功近利的发展策略就可能不再适用，甚至对学校声誉带来负面影响，社会舆论对“水博”现象的质疑甚至声讨便反映出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学校对教师学历这个指标的过度关注，往往忽视了教师的实际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等关键素质，这既与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目标背道而驰，也与我国高等教育优化学科结构、大力发展理工农医的学科布局产生错位，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博士供需结构失衡。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和特色优势，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这意味着以应用型、技能型为主要定位的民办本科高校理应有自己的发展赛道与评价标准。德国、瑞士的应用科技大学普遍更重视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实践能力，在科研方面有研究兴趣并拥有博士论文或同级别的研究经历即可，并未要求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东南亚“水博”现象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不能将教育完全视为一种市场行为。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对海外博士的质量评价和学历认证管理工作，还要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系统思维下重新审视博士培养模式的变革。
教育虽不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和反馈却尤需真正的市场机制检验。国内的博士培养与供给，也不能停留在只是提供某种文凭符号功能的观念中，而应更多考虑如何更好适应和支撑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市场性需求。未来，应根据产业变化需求调整学科布局和学科结构，建立和完善博士招生的动态调整机制，给予高校更大的博士招生与培养自主权，并在博士学位授权点评估中对其培养质量予以过程性监督，形成高质量、多元化的博士评价和供给机制。要真正强化高校分类并落到实处，更好满足不同人群对高深知识与高级技能的多元需求，并以此更好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升级发展。
*本文根据《教育研究》2025年第6期《高等教育扩张中博士教育需求溢出的逻辑机制——基于民办本科高校教师赴东南亚读博的调查》（作者陈先哲、王俊）一文摘编。
来源：留学杂志摘编自《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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